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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安全观视野下罪犯道德重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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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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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课题组

 

摘要:大量事实及研究表明,道德力与竞争力是决定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不再重新犯罪的重要因素。因此,罪犯道德重构是新形势下监狱向社会输送合格“产品”、预防社会重新犯罪的重要因素和体现,是具体落实“治本安全观”的新思考、新定位,是当前深层研究“治本安全观”的重大课题项目。

主题词:治本安全  道德重构  视野透视

本文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德兼治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服刑期间罪犯道德心理结构为切入点,以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不再重新犯罪为落脚点,紧密结合当前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实际,在调研基础上,试就治本安全观视野下罪犯道德重构的内涵解读、心理结构改变、现状及问题剖析、策略方法及途径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罪犯道德重构与治本安全的价值解读

解读一:罪犯道德重构的基本内涵

罪犯道德重构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作为认识客体的价值对象——道德标准的重构和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认识能力的重构。


 

1.罪犯道德重构的概念。道德概念反映社会道德现象的特征,是对具体道德现象的抽象概括。道德认识上的无知和是非善恶的颠倒往往是罪犯犯罪的重要内在因素。因此,要帮助罪犯正确地认识社会的道德规范,了解做人的一般道德,明白最简单的善恶是非标准,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从而掌握作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应有的道德标准。

2.罪犯认识能力的重构。既个体合乎社会伦理观念的道德判断能力的重建。道德判断是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运用道德概念进行道德评价的认识活动。一个人的道德判断水平同他所掌握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知识有关,通过对罪犯认识能力的重建,使之逐渐形成自觉调节和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同时犯罪个体随着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能够对以往犯罪行为进行反思,全面认识和评价自己,认罪服法,从而达到“知其错而自觉抑制,知其丑而决心改正”的效果。

解读二:道德重构与治本安全观的关系

罪犯道德重构是治本安全观的底蕴所在,而治本安全观则是罪犯道德重构的目标体现。因此,治本安全观视野下的罪犯道德重构更倾向于罪犯再社会化的自我成长,助其回归社会后提升自身适应并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

首先,罪犯应提升基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要让自己的知识层次和道德水平与社会整体水平保持大致协调;其次,罪犯应习得一技之长,重归社会之后,要有参与社会竞争的本事与能耐;最后,罪犯应有良好而健康的心态,能正确认识社会不公,会正确处理竞争失败。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服刑期间进行培训和养成。

在任何社会里,重新犯罪问题都是一个困扰统治阶级且对广大普通民众造成巨大心理困扰的社会问题。建立在经验与传统道德基础上的常识性解释,长久以来一直左右着公众对犯罪人的认识。这种简单的标签化过程事实上阻碍了人们对犯罪人本质特征的认识,使人们过分注重其法律身份特征,而忽略其个人具有的其他特点,常识性地将其归属于完全同一的假设性群体。公众基于情感和以德代法的善恶观的非理性认识,甚至在心理上较为深层的“被害妄想”的潜意识,并不具有科学性,对于人们科学、理性地看待犯罪问题、研究犯罪问题以及找到犯罪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也是无益的。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客观分析犯罪人员与普通社会成员的本质区别,找到罪犯人格构成中的本质特征,才能够有的放矢地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

尽管不同的学科和流派对于犯罪现象有不同的界定和不同角度的认识,但是有一点大家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犯罪人与普通人在人格上的最大不同是其反社会性,其对社会主流规范和价值存在着认知偏差,导致其漠视或者轻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这种认知的偏差又会引起需要和情感的偏差,由此形成犯罪人的特殊人格。

我们知道,一种价值之所以能确立为规范,是因为它对于人的生存是善的,人们在生存中需要它,才发现了它,并在长期的生活中确立它为一种规范,破坏了它也就意味着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破坏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生存基础。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内驱力主要体现在其价值观以及依此为基础的道德意识上,探究服刑罪犯价值观和道德意识独特的形成机制便成为社会学研究犯罪问题最重要的课题。

 

解读三:重新犯罪与道德重构的关系

一般认为,重新犯罪率越低,表明监狱行刑效果越高,反之表明监狱行刑效果越低。这意味着监狱行刑的成效对重新犯罪率产生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事实表明,监狱行刑效果的好坏,与罪犯的道德重构有着密切关联,即罪犯道德重构的社会化程度越高,重新犯罪率就越低,反之,则重新犯罪率越高。

首先,道德重构的社会化及其重要。有研究认为,对于刑满释放人员而言,其与社会隔离许久,即使在监狱内改造情况良好,在出狱后社会适应感极弱,无论怎样努力都感觉与社会格格不入,出于各种原因重新犯罪。所以,对罪犯的道德重构必须采用社会化标准和内容。

其次,狱内又犯罪对罪犯道德重构的考量。罪犯服刑期间又犯罪,说明罪犯道德重构方面有缺失,这样的罪犯刑释回归社会后难免再次重新犯罪。所以有观点认为,对于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罪的服刑人员而言,引起他们又犯罪的原因比较单一。罪犯在执行监禁刑期间又犯新罪,从一定程度上表明监狱监管不力,没有充分发挥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作用。因此,罪犯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不能作为衡量监狱行刑成效的重要指标,衡量监狱行刑成效要考虑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的又犯罪。再次,罪犯道德重构应注重改造的“时效性”。监狱的职能是改造罪犯,监狱行刑与罪犯改造密切相关。但罪犯的改造是具有时效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罪犯在监狱内接受的改造成效会逐渐减弱,社会因素对其的影响会逐渐加强。由于人的差异性,不同类型的罪犯,其改造时效不尽相同。换言之,监狱在罪犯改造过程中只是起主导作用,在一定的改造时效内,监狱的主导作用未完全消失,服刑期间的又犯罪可归结为监管改造不力;在改造时效之外,监狱的主导性影响消失,而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是多样的,所以不能将重新犯罪率与监狱行刑必然的结合起来。事实表明,能够保持刑释人员这种改造时效性”持久的则是罪犯道德重构

最后,个体因素是罪犯道德重构的重点所在。根据李斯特的观点,改造能改造好的,不能改造的不使之为害。换言之,除了社会因素外,个体因素在罪犯改造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能在监狱中得到好的改造。由此,个体因素也是引起狱内又犯罪、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重要方面 所以,注重罪犯个体性道德重构,对于预防重新犯罪是十分重要的。

事实上,预防社会重新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落实治本安全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信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监狱机关一定有能力守住安全底线,有本事向社会输送“合格产品”,有能耐尽可能地将误入歧途的罪犯教育改造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守法公民

 

二、改变心理结构是罪犯道德重构的关键所在

有研究表明,罪犯个人的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逐渐趋于成熟,具体来讲,反社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会逐渐趋缓。这说明,罪犯服刑期间的道德重构,对于刑释回归社会后不再重新犯罪至关重要,而心理结构的改变,包括认知结构、情感结构、行为结构的改变,则是罪犯道德重构的关键所在。

关键一:罪犯道德认知结构的重构

    道德认知是指“对于人们行为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认知,也就是对于是否符合社会要求,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的认知

对客观存在的道德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包括道德概念的形成、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和道德感情的陶冶。道德认知是在人们的道德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加深的。掌握道德概念能使人们较好地把握一定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本质,理解和把握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加以内化,并用于指导和支配自己的行为。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个体比较全面认知和评价自己的道德行为,同时也可对社会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因此,道德概念的掌握和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是道德认知的重要阶段。道德认知是形成道德品质的基本条件,它使人们自觉地把理智和情感结合起来,按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去行动,懂得应该怎样做,为何这样做,以及怎样才能做好,从而提高自己形成一定道德品质的自觉性

 由于道德认知是个体行为的先导,没有正确的道德认知,就无法形成相应的道德行为和习惯,因此在道德活动中,提高人们的道德认知水平是十分重要的。必须看到罪犯在犯罪生涯中形成的错误道德认知是无法适应监狱生活要求的,这是因为在教育改造的条件下认知的客体的内核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作为认知主体的罪犯的认知能力依旧停留在以往水平上,用颠倒、歪曲的道德准则去评判或选择在监狱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和各种道德行为,必然会出现矛盾、对立和冲撞,出现道德实践中的困境

这就要求我们一开始就要抓好罪犯道德认知结构的重建工作,这是教育改造罪犯道德结构和提高改造质量的重要一环。

   关键二:罪犯道德情感结构的重构

1.以道德伦理的知识培养罪犯的道德情感,这包括人类伦理所涉及的一切方面。如:善恶感、义务感、良心感、荣誉感和幸福感等。犯罪个体只有对善恶、美丑、义利、荣辱等伦理的基本知识有正确认识的情况下,才能在内心产生对过去罪行的自责之情,从而开启已经湮灭的良知,产生真正的情感体验。

2.以良好的道德情感感染罪犯的消极道德情感。由于情感具有感染性,在一定条件下,情感能产生共鸣的作用,即一个人的情感可以感染别人,使别人产生同样的或类似的情感,从而在人际关系中发生一定的感化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善于运用激发积极情感的方法,即以健康深厚的道德感情来克服罪犯消极情感,使积极的情感引起共鸣,产生感染的作用。情通则达理促使正确的道德行为的发生。

3.人际交往实践中的道德意识更多取决于不断变换的情景。个体善与恶的道德取向决定着冲突事件的最终走向,加害人与受害人处于风险的共同体中,提升德性,“存善去恶”不仅是避免犯罪,也是避免成为受害人的关键。

4.创建道德情境,唤起罪犯的道德情感。情感具有情境性,在一定具体的情境中,客观环境、客观事物能够影响个人的情感,诱发出相应的情感。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创设适当的情境中,运用形式多样的活动,把罪犯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中,进行各种情感体验,从而消除“孤独感”,产生“悔罪感”,培养“理智感”。

 关键三:罪犯道德行为结构的重构

道德行为,是个体遵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所采取的有利或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当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成为道德行为的内部动力时,就形成道德动机,而在行动上的表现就是道德行为。

个体犯罪行为,是因不良的外部诱因转化为内部心理因素而引起的。对于一些青少年罪犯来讲,犯罪行为更多的是来自外部不良条件的影响。因此,在改造教育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控制外部不良诱因,又要重视消除罪犯畸变的俗念、嗜好、兴趣等内部因素,这是防止、纠正、矫治罪犯低劣道德品质的一个重要条件。罪犯的改造过程,是罪犯新的正确的行为习惯,不断地战胜旧的行为习惯的过程。

道德行为的重构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道德行为方式的掌握。个体行为道德方式的掌握是形成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在个体的道德表现中,道德动机和行为的效果是统一的。但在强制性监管改造的条件下,罪犯动机和行为效果会表现出不一致。如果因为罪犯由于害怕惩罚而遵守监管纪律,与由于想积极改造或得到表扬而激起的守纪律的行动,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出于对民警的尊敬心情所表示的礼貌,决不同于屈从民警的威严而产生的那种礼貌。显然,二者虽然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方式,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道德品质的表现。因此,民警在促使罪犯的道德观念转化为道德行为时,首先要使罪犯形成正确的动机,其次要善于组织罪犯的行为,使罪犯掌握一定的行为方式,从而产生道德观念相一致的行为效果。

其次,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对罪犯道德品质的培养,单靠动机教育和行为方式的指导是不够的,民警还要注意对罪犯行为方式的训练,促使行为习惯的形成。我们知道行为是在教育、生活、学习、劳动、工作过程中形成和培养起来的。一般来讲,行为习惯的形成可通过:行为简单的重复,行为的模仿,有意的练习,根除不良习惯;所谓行为简单的重复:即创设重复良好的道德情境和适当条件,让罪犯好的行为经常重复发生,促使其习惯的形成;所谓行为的模仿即为罪犯提供学习的榜样,促其访效,以便形成习惯;所谓有意练习:即在训练罪犯的行为习惯时要加强对目的意义的认识,促进其自觉性,从而使习惯转化为自己的需要。行为习惯培养的归宿是不良行为习惯的根治。民警在培养罪犯道德行为习惯过程中要时时注意采取合理的措施,如考核、检查、奖惩制度,强化、巩固好的习惯,抑制坏的习惯。

三、罪犯道德重构的现状及问题的透视

    当前罪犯道德重构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当前教育改造目标、内容、方法方式及监狱文化建设、民警素质等方面,与治本安全观不相适应,与监狱创新发展不相匹配,成为制约新形势下提升罪犯改造质量、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大局的瓶颈。

透视一:教育改造目标的泛政治化

在以往较长时期内,罪犯道德引领往往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混合在一起,主要进行政治立场,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改造,缺少相对稳定、具体的教育内容,缺少明确的罪犯道德教育目标和具体道德引领,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统一性、全面性的规范要求(包括教材、途径等)。对罪犯教育改造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罪犯不良道德品质,使之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现象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呈现出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的不足。

透视二:教育改造内容缺乏现实性

教育改造罪犯不良道德品质本身,就是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用正确的道德观批判罪犯头脑中存在的消极、错误的道德观,引导和激励罪犯去追求可能实现的高尚的道德生活。但是,这种高于现实应当是相对的、适度的,应控制在合适的幅度之内。

透视三:教育改造的方式方法不适应

对罪犯的的教育的方式方法难以适合新形势下“德治”的要求。重视道德知识的灌输,忽视道德行为的养成;说理成份多,情感培养少;重视教育的群体性,忽视对罪犯个体自主修炼精神的培养。

透视四:监狱文化建设投入不到位

文化引领是罪犯道德重构的重要方面。目前监狱文化建设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往往停留在共性文化建设方面(诸如墙体文化等),没有从内涵文化建设角度去考虑,无论在道德文化、制度文化,抑或物态文化、活动文化等均存在投入不足现象。

 


 

透视五:个别监狱民警不适应新形势要求

由于民警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环境之中,与社会接触较少,再加上一些民警放松学习,造成思想僵化,观念陈旧,缺乏创新意识,不适应新形势下罪犯道德教育要求。另外,少数民警由于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价值观念发生改变,考虑自己切身利益多,讲实惠、比待遇,认为从事与罪犯打交道工作地位低、任务重、风险大、环境苦,存在不满情绪,并在罪犯面前有所流露,象这种精神状态是难以使罪犯的道德重构取得实效。

四、罪犯道德重构的策略方法与途径

途径一:在罪犯道德教育改造目标上

首先,要明确罪犯道德教育在罪犯教育改造中的地位。把道德教育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中突出出来,明确区分道德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各自的目标和任务,从而使罪犯道德教育在罪犯教育改造体系中,有一个独立的地位。

其次,要把好两种关系。(1)即时性与长远性的关系,做到治标与治本的结合。(2)先进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做到不同层次不同要求。即要对全体罪犯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的要求,又要注意针对不同层次提出不同要求。

途径二:在罪犯道德教育改造内容上

首先,要反映贴近和关注罪犯现实改造生活。按照罪犯道德教育的新目标和罪犯道德品质改造的规律,形成具有体现时代精神,罪犯实际、民族特色、时代潮流的创新中吸取新鲜的思想道德养料,关注罪犯改造生活中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热点、新困惑,予以有针对性地破解和化解。

其次,要立意于罪犯道德教育的大目标。要使罪犯道德教育内容扎根罪犯改造生活土壤,必须立意要高。重心要低,必须着眼于罪犯的现实改造生活。如将道德教育内容融入对罪犯个体、劳动、学习、集体活动、交往、家属会见、未来职业等关心、指导和帮助之中。在允许利己不损人,倡导和己与利他结合的起点上,逐步将其境界提升到集体主义上来。

再次,要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博大精深,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精神,“见利思义”,“先利后义”的价值取向,“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则,“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的做人美德等等。

途径三:在罪犯教育改造的方式方法上

首先,要虚事实做,虚实结合。罪犯道德教育本身要克服形式化、教条化、口号化,要有说服力地回答各类罪犯关心的道德问题,特别是热点、难点,有虚有实。罪犯道德教育的实施要同解决罪犯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即讲道理又办实事。更为重要的是,罪犯道德教育要坚持知行统一。

其次,罪犯道德教育要寓情于理,培养罪犯的道德情感。要更多地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通过道德情感培养,促使罪犯把道德理性和意志转化为道德行为,推动他们的追求善和拼弃恶。再次,重视发挥罪犯的道德教育中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外在道德内化。如采用自身忏悔、自我剖析、自我调控、自我誓约、自我设计等方式推动罪犯进行自我改造,实现由内向外及由外到内的转化。

再次,注重多方位,渗透性。通过有形无形的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多种媒介、多种载体,对罪犯形成综合的、共同的、强大的渗透力。这是罪犯道德教育方法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途径四:在对民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上

要使得新形势下罪犯道德教育提高实效,必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管好党的干部,加强他们的自身道德建设,使他们充分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筑牢抵御腐败侵蚀的思想防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严守法纪红线;坚守道德底线。这样才能带领人们自觉把扶正祛邪,扬善抑恶,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监狱罪犯道德教育健康地向前发展。

途径五:在提高监狱民警道德素质上

增强罪犯道德教育实效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提高民警的道德文化教育素质。“教育者本人一定要受教育的”。为此,广大监狱工作民警特别是直接从事罪犯道德教育工作的民警,要努力实现自身道德教育素质的提高,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爱岗敬业的思想。

新形势下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身的改造人的历史使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罪犯道德教育理念;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修养,系统掌握现代化道德教育知识、技能;在教育过程中要始终做到言传身教育,言行一致,公道正派,拒腐防变,清正廉洁。另外,我们要建立一种能使得全体民警责任心和积极性能充分显示出来,以获取更大的教育改造实效。

五、治本安全观视野下罪犯道德重构的深层思考

视野一:新时期的监狱工作步入了新时代

监狱治本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形势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构筑更为坚固的安全屏障。全方位深层次保证国家安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宏观形势背景下,监狱安全观也应适时而变,由“底线安全观”升级为“治本安全观”。深刻领会治本安全观的内涵监狱治本安全观是监狱坚持根本宗旨与实现社会功能的客观需要。罪犯改造的质量与效果,是评价和衡量监狱工作的重要坐标系。罪犯教育的好,改造的好,监狱安全与社会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得以保证。

视野二:新时代的监狱工作提出了新目标

治本安全观是国家总体安全观在监狱工作的具体体现,符合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要求,为加快监狱体制改革、实现新时代监狱工作弯道超车奠定了基础。

当前监狱工作面临诸多问题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加以解决,需要为刑罚执行制度和监狱工作体制改革提供目标指引和方向引领。正式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5月24日至26日,司法部长、党组书记张军在山东济南、淄博调研时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造罪犯是监狱的本职,要把‘不跑人’的底线安全观深化为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的治本安全观”,并决定将深化监狱体制改革纳入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任务,要求从底线安全观向治本安全观转变,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要在改造罪犯成为守法公民上加大监管机制改革的工作力度,这无疑是基于当前监狱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而确立的新目标,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的监狱工作指明了方向。

“底线安全观”转变为“治本安全观”,就是从“不跑人”深化为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就是要坚持和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全面加强罪犯思想、文化、职业技能、心理健康和出入监教育;就是要加强罪犯心理危机干预、心理矫治和危险性评估工作,综合运用定量、定性、循证矫正等方法,提高教育改造工作专业化水平;就是要搭建监狱与社会互通共建平台,运用社会力量帮助罪犯改造,加大罪犯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促进刑满释放人员有效适应和融入社会。就其内在底蕴而言,道德重构则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视野三:新目标的监狱工作促进了新趋势

治本安全观目标的提出,为新时期教育改造罪犯和监狱工作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就罪犯道德重构而言,新时代治本安全观语境下的罪犯教育改造转型重点体现在以下十大方面

一是在改造理念上,要实现由底线安全型向和治本安全型的转变。应把罪犯的教育改造建立在适应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需求、有利于罪犯刑释回归、适应、融入并立足社会、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避免重新犯罪的理念上。

二是在改造目标上,要实现由守法公民型向合格公民型的转变。实际情况表明,罪犯刑释回归社会后,仅仅靠“守法”是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也不符合党和国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所谓的“合格公民”应是治本安全观新目标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是在改造形态上,要实现由劳动手段型向改造载体型的转变。新形势下的狱内劳动应成为罪犯改造的载体而不是手段;罪犯的管理、教育只有通过劳动这个载体才能显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公益型、市场型、效益型的狱内劳动形态将是今后发展主流。

四是在改造内容上,要实现由刑满释放型向技能培训型的转变。以社会人格和社会需求作为着眼点,着重培养和提高罪犯的社会公德水准及市场竞争能力,将成为今后的主流改造内容,并通过劳动这个载体予以体现,而以刑满释放为目标的课堂式教育将逐渐被淡出。

五是在改造方式上,要实现由自我封闭型向开放整合型的转变。就罪犯改造形式而言,监狱开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监狱分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尤其是非监禁化行刑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就罪犯改造途径而言,行刑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是关键,其中包括改造资源、警力资源、社会资源等途径的优化与整合。

六是在改造方法上,要实现由义务强制型向权利主动型的转变。以权利为本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律特征,其中,将罪犯劳动价值的体现形式由供给补偿制转化为工资激励制,与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向衔接,其意义十分重大。

七是在改造环节上,要实现由入监出监型向回归准入型的转变。以往的出入监环节安排均出自于刑满释放的考虑。随着着眼点的转移,监狱今后在改造环节上,应把罪犯回归社会的准入问题列为重要内容,并贯穿于入监出监及服刑过程的始终。

八是在改造环境上,要实现由监狱环境型向社会环境型的转变。首先在监狱布局、建筑风格上要尽量缩小和社会环境的差别,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其次要尽量设置一些模拟社会环境的氛围和模式,以有利于罪犯由“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身份转变。

九是在改造组织上,要实现由经济生产型向改造岗位型的转变。监企分开后,要求企业公司主要是为罪犯提供劳动改造岗位,并要有利于罪犯矫正恶习,有利于对罪犯的管理,有利于罪犯学习就业谋生的技能,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这符合治本安全观下罪犯教育改造新模式构建的目标要求。

十是在改造主体上,要实现由粗放管理型向专业素质型的转变。在服刑主体形态上,提高罪犯的服刑素质,加强罪犯的服刑指导十分重要。在管教主体形态上,实行监狱民警警务技术职位分类制度,提高其执法执政能力尤为关键。在社会主体形态上,改造主体社会化将是发展趋势和朝流。

主要参考文献:

1、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思想政治论文论文摘要,2014-12-31

2、胡聪.如何考核监狱的时效[J].中国监狱学刊,20094

3、夏宗素:《监狱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 陈会昌, 庞丽娟,申继亮,周建达主编.中国教育百科全书(心理发展卷)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1.

 

 

 

 

课题组简介

       课题组长:  

课题成员:陈向阳王兴满